《Cancers》:Adjuvant and Perioperative Systemic Therapy for 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vidence, Biological Rationale, and Trial Design
治愈性意向切除或消融后的复发仍是肝细胞癌(HCC)治愈的主要障碍。术后索拉非尼在STORM中呈中性,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在IMbrave050中的初始无复发生存(RFS)信号在更长随访后未维持,帕博利珠单抗在KEYNOTE-937中呈中性。相比之下,围手术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在CARES-009中改善无事件生存(EFS)。本聚焦叙述性综述将直接HCC临床证据与临床前、跨肿瘤和转化证据区分开,并阐述三个开发问题:如何检验完整肿瘤抗原来源假说、如何进行患者生物学选择,以及如何在不损害治愈性手术的前提下推进围手术期方案。原发肿瘤及其引流淋巴网络可能在检查点阻断期间支持抗原呈递和肿瘤反应性淋巴细胞扩增,但尚无随机HCC试验在保持方案、暴露、人群和时间起点恒定的情况下分离治疗时机。因此,CARES-009验证的是一个完整围手术期策略,而非证明新辅助暴露导致获益。生物学选择应贯穿治疗路径:治疗前临床风险与肝脏储备确定资格;治疗中安全性和组织反应评估药效学活性;术后病理学、循环肿瘤DNA(ctDNA)、甲胎蛋白(AFP)/脱-γ-羧基凝血酶原(DCP)动力学和空间免疫特征细化残留风险。这些标志物具有预后价值,但尚无任何标志物在随机生物标志物指导试验中显示治疗预测效用。分期门控开发项目应确立药物特异性剂量和洗脱期,保留可手术性,在随机II期研究中分离时机和治疗组分,随后在全球代表性III期试验中确认持久无事件生存和总生存。成功应以持久治愈且不损失手术机会、肝脏储备或生活质量来定义。
1. 引言
治愈性意向切除和局部消融仍是早期肝细胞癌(HCC)的主要治疗选择,但局部控制不能消除复发风险。术后索拉非尼在STORM中未改善RFS,IMbrave050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早期RFS优势未维持,KEYNOTE-937中帕博利珠单抗呈中性;但微血管侵犯(MVI)选择的II期信迪利单抗改善RFS,CARES-009围手术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改善EFS。系统治疗并非统一无效,结局取决于治疗时机、方案、风险富集、手术类型、肝病病因和终点定义。本综述围绕抗原来源、生物选择和分期门控试验设计展开。
2. HCC术后复发生物学
复发可由克隆相关分子残留病灶(MRD)和慢性损伤肝脏中遗传独立新生肿瘤构成。早期复发富集肿瘤相关因素,晚期复发富集癌变场,但时间不能确立克隆来源。MVI、卫星灶、多灶性、低分化、大肿瘤和AFP升高提示术前播散,术后ctDNA可检测MRD。有限围手术期治疗最可能靶向克隆相关MRD,而长期预防需持续控制基础肝病。
3. 原发肿瘤作为抗原来源及当前证据局限
3.1 抗原来源假说的含义
完整原发肿瘤及其引流淋巴结可能支持抗原呈递和肿瘤反应性淋巴细胞扩增;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阻断可放大该循环,但不创造抗原特异性。切除移除主要宏观抗原储库,但未消除所有抗原刺激。可辩护假说是术前治疗可能作用于抗原多样性更高、淋巴组织完整期,而非术后检查点抑制不可能。
3.2 支持生物学合理性的证据
小鼠模型显示术前检查点治疗较术后产生更强系统性肿瘤特异性免疫和播散病控制;肿瘤引流淋巴结含PD-1/PD-L1调控免疫群体并促进疗效;单细胞分析显示治疗可招募新肿瘤特异性克隆。黑色素瘤随机试验支持术前部分检查点治疗改善EFS。HCC窗口研究显示nivolumab联合或不联合ipilimumab以及cemiplimab短期术前暴露可致主要病理退缩和免疫变化,但样本小且非决定性,不能得出复发或生存因果结论。
3.3 证明HCC临床时机效应所需证据
尚无随机HCC试验在保持目标人群、总暴露、术后治疗和时间起点恒定时比较同方案术前与术后。CARES-009验证完整围手术期策略,不能确定获益来自术前间期、VEGFR
2抑制、术后继续、患者选择或交互。直接检验应在系统治疗前随机,术前和术后组使用匹配方案,收集基线肿瘤、系列血、切除标本和标准化术后MRD样本,并预设肿瘤反应性淋巴细胞克隆扩增、树突细胞活化、效应细胞空间移动和循环肿瘤来源物质清除等机制终点。
4. 新辅助检查点与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免疫学和血管原理
4.1 检查点与血管生成抑制联合的原理
HCC异常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形成耦合系统。血管正常化模型认为适当剂量抗血管生成药修剪未成熟血管、稳定剩余血管并短暂改善灌注,而非最大程度去血管。VEGF-A可直接损害树突细胞成熟、促进调节性T细胞和抑制性受体表达,并形成内皮屏障排除效应细胞。实验系统中血管正常化剂量改善免疫细胞进入,PD-1和VEGFR
2双阻断增加活化CD8
+细胞、减少抑制性髓系群体并优于单药,但最佳人围手术期剂量未确定。
4.2 人类转化和临床证据
术前间期可将短暂血管正常化窗口与完整肿瘤引流淋巴结轴对齐。肾细胞癌配对活检显示atezolizumab联合bevacizumab增加抗原特异性T细胞迁移,晚期HCC研究将获益与T效应和CD8特征及VEGF相关调节或髓系抵抗程序关联。可切除研究显示cabozantinib联合nivolumab使部分边缘可切除患者实现切缘阴性切除和深度退缩,围手术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亦产生主要缓解。CARES-009提供随机疗效证据,但无单药或仅术后联合臂;CAPT更直接比较围手术期与术后,但成熟结果尚未获得。
4.3 围手术期药物剂量与洗脱期开发
贝伐珠单抗、rivoceranib、仑伐替尼和cabozantinib在靶点、激酶广度、可逆性、半衰期、肝毒性和出血或伤口愈合影响方面不同,转移性疾病剂量不应自动用于短术前窗口。早期开发应确立所选剂量下灌注或免疫运输证据、目标手术人群肝耐受性、与止血和伤口愈合相容的洗脱期以及术后恢复标准。推进需同时具备药效学信号和可接受手术完成,不能以已切除患者的病理反应率补偿术前死亡、肝失代偿或失去可手术性。
5. 关键和进行中试验的批判性比较
STORM、IMbrave050和KEYNOTE-937仅在局部治疗后随机,CARES-009在术前随机并评估包括新辅助、切除和术后治疗的完整策略;时间起点、事件定义、手术组合、对照和挽救机会不同,风险比不可直接比较。
5.1 STORM:术后索拉非尼的决定性阴性试验
STORM随机1114例切除或消融后患者至索拉非尼或安慰剂,中位RFS为33.3个月与33.7个月,风险比(HR)0.94。暴露低于计划四年:中位治疗12.5个月,平均日剂量约578 mg而非800 mg,89%需减量。转化分析识别预后分子特征但无重复获益亚组;SORAMIC消融队列亦中性。该试验排除按给药方式术后索拉非尼具有临床意义平均获益,但未检验检查点抑制或围手术期血管正常化。
5.2 IMbrave050:早期RFS信号未维持
IMbrave050随机668例高危切除或消融后患者至一年atezolizumab联合bevacizumab或监测。17.4个月中位随访时达到RFS界值,HR 0.72,12个月RFS为78%与65%;35.1个月时中位RFS为33.2个月与36.0个月,HR衰减至0.90,总生存(OS)未成熟,30%监测患者复发后接受该联合。RFS曲线早期分离后趋同交叉,显示时变治疗效应,兼容暂时抑制或延迟部分复发,但不能确定复发被延迟、改变或重分布。
5.3 KEYNOTE-937和信迪利单抗:PD-1单药对比结果
KEYNOTE-937随机959例至一年帕博利珠单抗或安慰剂,50.7个月中位随访,中位RFS为46.7个月与45.5个月,HR 1.06,p=0.719,OS中性;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为14%与5%,10%与1%因毒性停药。随机II期信迪利单抗研究入组198例R0切除且组织学确认MVI患者,6个月信迪利单抗延长中位RFS从15.5至27.7个月,HR 0.534,3/4级TRAE为12.4%,OS未成熟。因所有患者均有MVI,该研究不能检验MVI作为预测标志物的交互作用,应解释为支持III期评估病理富集术后PD-1治疗,而非普遍辅助类效应。
5.4 CARES-009:疗效、组分归因和手术安全性
CARES-009随机294例术前至两周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后手术及术后联合,或直接手术。入组包括BCLC A期大于5 cm、BCLC B期和选择性BCLC C期无Vp4或肝外转移。中位EFS为42.1个月与19.4个月,HR 0.59,p=0.004;术后无病生存方向类似。该试验提供完整围手术期策略改善疾病控制的随机证据,但不能确定获益来自术前启动、VEGFR
2抑制、术后继续或交互,OS未成熟。安全性信号重要:38%发生3级或以上治疗相关事件,两例新辅助期间死亡可能与治疗相关,Clavien-Dindo 2级或以上术后并发症为35%与16%;仅中国入组,需外部验证疗效和手术风险。
5.5 正在进行且等待决定性读出的III期项目
证据截止时,多个主要术后III期项目无疗效报告。CheckMate 9DX和EMERALD-2等进行中摘要无结局数据;EMERALD-2三臂设计可估计VEGF阻断的增量贡献。其他项目评估toripalimab、术后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信迪利单抗在MVI阳性病中的持续时间、penpulimab联合anlotinib、cadonilimab或tislelizumab联合lenvatinib。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和欧洲肝病研究学会(EASL)指南不推荐常规辅助系统治疗;CARES-009重燃围手术期兴趣,但未推翻阴性辅助证据。
6. 结果分歧的原因
6.1 时机、方案与暴露
时机生物学引人但未在HCC中分离。CARES-009与术后试验在风险、方案、治疗时长、地域、仅切除资格和EFS时钟方面不同;CAPT最接近随机时机检验,但成熟结果未得。方案不可互换,靶点、激酶广度、半衰期、剂量强度、洗脱和肝毒性均影响围手术期可行性和疗效。IMbrave050和KEYNOTE-937约一年术后治疗,CARES-009为两周期新辅助后手术和最多15周期术后,约12个月总围手术期治疗。曲线趋同可能提示延迟而非消除复发,但仍为解释。
6.2 病因与复发风险定义
HBV相关HCC可能保留病毒抗原和整合相关改变,持续病毒复制促进晚期复发,抗病毒抑制是相关共同干预;HCV治愈、酒精和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或脂肪性肝炎产生不同炎症、纤维化和免疫状态。NASH模型显示功能失调PD-1阳性CD8
+ T细胞状态和免疫治疗活性减弱,但未建立可操作的病毒与非病毒预测规则。IMbrave050、KEYNOTE-937、CARES-009和信迪利单抗的高风险定义异质;MVI和卫星灶是强预后富集变量,而非普遍预测检查点抑制剂获益的标志物。
6.3 切除与消融及区分延迟与治愈的终点
切除提供切缘、MVI、卫星灶、分级和治疗中标本;消融以影像定义清除,留下坏死抗原,并混合局部进展、肝内转移和新生复发。混合手术试验需分层、单独估计量和明确分类。术后RFS从成功局部治疗后开始;围手术期EFS从随机开始,应计入进展、死亡、毒性或术前失去可手术性,故二者不可数值比较。非比例风险使Cox HR平均时间,不能区分永久根除与治疗期间抑制;应报告标志性EFS/RFS、限制平均生存时间、复发时间和部位、成熟OS、肝失代偿和可挽救性。
6.4 区域可切除性与围手术期治疗目标人群
可切除性含技术和肿瘤学维度。西方框架通常优先局限病且肝功能保留和未来肝残留足够,BCLC C期伴大血管侵犯通常系统治疗;CNLC实践允许更晚期但肝局限患者选择切除,但2024 CNLC不推荐大多数IIIa期。CARES-009入组CNLC Ib–IIIa期,对应BCLC A期大于5 cm、B期和选择性C期无Vp4或肝外转移,其“可切除”不对应统一国际早期手术人群。围手术期目标人群应为非转移HCC、足够肝储备和未来肝残留、多学科评估后有可信治愈性切除计划,并区分常规可切除、肿瘤学边缘可切除和初始不可切除转换意图;后者不应与围手术期试验合并。
7. 病理反应与手术安全性
7.1 病理反应能确立什么
新辅助使切除标本可作为空间药效学检测,但切除肿瘤中的病理反应与进入完整策略的临床结局是不同估计量。NeoHCC和PRIME-HCC等分析支持主要病理反应与更长无复发生存相关,但病理反应尚非验证替代终点,仅可用于确认药物到达并改变肿瘤、早期排序方案和识别治疗后队列术后风险。仅报告到达切除者会高估获益概率。
7.2 标准化病理评估
HCC病理应记录连续残留活肿瘤、坏死和退缩,而非仅研究特定二分。更新泛肿瘤建议和PATHdata可重复性研究提供标准化基础;肝脏特异方案应标测瘤床、密集采样异质区域、评分每个病灶、记录既往局部治疗和基线坏死,并报告MVI、卫星灶、切缘、分级和血管血栓。中心肝脏病理审查应盲法。RECIST和mRECIST互补但不能替代组织;影像完全缓解不应在专用试验外证明省略根治手术合理。
7.3 手术安全性作为同等结局
手术是治疗效应的一部分,不是下游行政事件。CARES-009报告两例可能治疗相关术前死亡和更多2级或以上术后并发症。未来试验应报告每个随机患者至手术时间、完成和未切除原因、计划与实施肝切除、切缘阴性、出血、输血、再入院以及30天和90天死亡率。并发症应使用Clavien-Dindo和国际肝脏手术研究组定义。病理反应不能补偿失去可手术性,也不能替代意向治疗EFS和成熟OS。
8. 整个围手术期路径中的生物学选择
8.1 治疗前资格与风险富集
生物学选择应从临床连贯目标人群开始,而非未验证分子截断。第一门是可信治愈性切除计划、足够未来肝残留和肝储备、可接受门脉高压和手术风险;第二门是足够复发风险,强调与原发肿瘤播散相关的较大体积、多灶、影像血管侵犯、疑似卫星灶和AFP/DCP升高;第三门是方案特异安全,包括出血风险、自身免疫病、移植候选、病毒控制和毒性或进展时快速手术能力。仅大肿瘤退缩后可能可切除者属转换治疗人群,应单独研究。
8.2 循环肿瘤DNA作为分子残留病灶测量
肿瘤知情ctDNA概念接近MRD,追踪宏观肿瘤切除后患者特异变异。术后MRD阳性可独立预测复发,系列ctDNA可在影像和部分患者AFP之前识别复发。但早期HCC DNA释放少、术后炎症增加总游离DNA、组织知情检测需足够肿瘤和匹配正常、肿瘤初治检测牺牲个性化、克隆性造血或技术错误可致假信号,采样时间未标准化。阴性降低但不消除风险,系列优于单次。最重要是预后价值非治疗预测价值;无随机HCC试验证明基于ctDNA调整围手术期治疗改善EFS或OS。
8.3 血清标志物动力学与背景肝病控制
AFP和DCP也称PIVKA-II,便宜且快速可重复。术后任一标志物不完全转换与不良结局独立相关,AFP半衰期延迟清除与早期复发和更差生存相关。解释限于基线分泌者,并考虑半衰期、活动性肝炎、肝再生、维生素K状态、胆汁淤积和抗凝。标志物动力学宜作为补充低成本层,而非普遍二元MRD检测。HBV相关切除后核苷(酸)类似物治疗可改善术后预后并优先减少晚期复发,后者富集新生癌变。
8.4 切除组织空间生物学与微血管侵犯
组织提供血浆不能提供的生物背景。TIMES模型整合五种标志物空间分布并验证复发分类;空间转录组将反应与免疫丰富、促炎B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状态关联,而主要反应后早期复发可含免疫贫乏抵抗区域。这些签名需前瞻外部验证和预设治疗交互,不是伴随诊断。MVI术后常规可得,强烈富集早期侵袭性复发,可按范围分级;阳性MVI选择的信迪利单抗试验使MVI成为有吸引力富集变量,但不证明预测所有检查点或抗血管生成方案获益。因MVI术后确认,不能单独选择术前治疗,更适合术后风险修正和分层随机。
8.5 可检验的选择算法
前瞻算法应在三个标志点更新风险:基线时临床放射风险与肝储备决定试验资格,候选血浆或组织标志物定义分层因素而非治疗排除;术前窗口,毒性、肝功能、明确进展和方案定义最大延迟触发快速手术审查,仅无影像缩小不应取消可行根治手术;术后,连续活肿瘤、MVI范围、卫星灶、分级、切缘、ctDNA和AFP/DCP动力学更新残留风险。持续MRD或活免疫排斥肿瘤患者可进入升级或转换随机,深度反应且反复MRD阴性者可进入持续时间或降级随机。每个标志物需通过分析有效性、可重复预后有效性、随机治疗与标志物交互以及行动改善患者中心结局四步;当前无标志物完成围手术期HCC全程。
9. 治疗开发与试验策略
9.1 使用分期门控开发项目
围手术期治疗应按机制提名、短窗口可行性、随机组分分离和全球III期顺序推进,而非从转移活性直接到决定性手术试验。Go/no-go标准应方案特异并在入组前声明,至少整合手术完成、治疗相关延迟、肝失代偿、严重术后并发症和药效学或临床疗效信号。病理反应可支持早期排序,但不应作为唯一门控。
9.2 治疗前随机化并分解时机
决定性时机研究应切除特异并在系统治疗前随机。最有信息设计可比较直接手术后完整术后疗程、短新辅助后手术无常规继续、同新辅助后术后完成,以分离术前时机和术后继续贡献;第三臂术后部分可缩短使总计划暴露匹配。若三臂不可行,序贯设计可先随机时机,术后在病理反应或MRD层内重复随机。仅围手术期与手术比较保留CARES-009的组分归因局限。
9.3 保护治愈路径
术前窗口应短,一般两或三周期,采用方案特异抗血管生成洗脱,明确门脉高压和肝储备标准,快速多学科审查和挽救手术规则。随机不应延迟对照手术。独立监测委员会需预设未达切除、肝失代偿、出血、伤口并发症和90天死亡率边界。手术完成和严重发病率应使用标准化病理和手术定义正式比较;在已符合治愈人群,复发控制不能脱离治疗相关失去可手术性或肝储备解释。
9.4 使用两阶段风险分类和随机适应
治疗前分类应结合肿瘤分期、大小和数量、影像血管或卫星特征、AFP/DCP分泌、肝功能、门脉高压、病因和候选ctDNA或活检特征。术后风险应更新连续活肿瘤百分比、MVI范围、卫星灶、分级、切缘、空间免疫血管状态、标志物清除和标准化标志点ctDNA。深度反应和反复MRD阴性者可进入降级随机;活免疫排斥肿瘤或持续MRD者可进入转换或强化随机。任何适应策略必须随机后才能成为标准。
9.5 选择可区分治愈、延迟和伤害的终点
主要终点应为从术前随机开始的意向治疗EFS,计入进展、死亡或治疗相关未完成治愈路径。关键次要结局包括手术完成、切缘阴性切除、严重发病率、切除后标志性RFS、早期与晚期和肝内与肝外复发、成熟OS、肝失代偿、无治疗时间、患者报告生活质量和可治愈挽救复发比例。统计计划应预期非比例风险,报告限制平均EFS、里程碑差异和时变或分段效应,而非仅Cox HR。
9.6 设计生物学和程序可推广性
全球入组应前瞻分层HBV、HCV、代谢、酒精相关和其他病因、抗病毒控制、地区、肝硬化、肿瘤负荷、血管侵犯和计划切除范围。常规可切除、肿瘤学边缘可切除和转换意图不应共享主要估计量;切除和消融不应合并,除非预设程序特异分析且足够功效。可选术后经动脉化疗栓塞、影像计划和挽救算法应标准化,因每项可改变复发和OS。生物标本应足以用锁定检测和外部队列验证候选标志物,同时避免限制至少数高度专业中心。
10. 局限性
本文为聚焦叙述性综述而非系统综述,研究识别和选择未受注册方案、双重筛选或正式偏倚风险评估。证据基础演进,包括会议摘要和进行中报告,细节少于全文;跨试验比较因人群、程序、地理、病因、暴露、时间起点和终点定义不同而间接。完整肿瘤和血管正常化原理部分依赖临床前、跨肿瘤或小转化研究,不应解释为新辅助时机导致HCC临床获益。候选标志物多评估预后而非治疗交互或临床效用。阳性随机围手术期证据主要由CARES-009主导,该试验仅中国、HBV为主,限制国际推广。
11. 结论
当前证据支持比简单对比辅助失败与围手术期成功更窄的结论。STORM、成熟IMbrave050和KEYNOTE-937不支持按测试方式常规广泛应用术后系统治疗;MVI选择的信迪利单抗支持进一步评估病理富集术后治疗;CARES-009显示一个围手术期PD-1和VEGFR
2策略可在选择性中国切除人群改善EFS,但未确立术前组分必要、保留原发肿瘤为决定性机制或获益跨地区、病因和可切除性定义推广。进展需要生物假说、选择策略和治疗开发路径共同测试。在这些研究成熟前,围手术期检查点和抗血管生成治疗应解释为有前景但人群和方案特异的策略,目标是持久治愈且无避免手术或肝脏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