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动物考古学已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过去社会中人与动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除了记录分类组成外,动物考古学分析还为复原畜牧管理、狩猎、食物消费、手工业生产、贸易、环境适应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组织模式作出了贡献。在过去几十年中,该学科已从以描述为主的途径发展为一种明确的考古科学,将生物学证据与考古背景相结合,从而能够对过去人类行为进行日益精细的解读(Crabtree, 1990, Reitz and Wing, 2008, Albarella, 2017)。
城市考古遗址为动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特别宝贵的机会,因为它们代表了食物生产、动物消费、市场交换、手工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交汇的焦点。作为行政、商业和专业生产的中心,城市积累了大量且多样化的动物遗存组合,反映了城市人口与其乡村腹地之间的互动。因此,城市动物考古学在调查食物供应模式、动物利用方式以及城市经济组织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O'Connor, 2003; Grau-Sologestoa et al., 2016, Groot, 2017)。
尽管城市动物遗存组合具有重要的解释潜力,但它们也带来了重大的方法学挑战。长期居住、反复的建造与拆除、废弃物处理、坑穴挖掘、次生沉积以及埋藏后扰动,常常形成深度分层的沉积物,其材料来源于多次沉积事件。因此,从大型城市中心出土的动物遗存组合很少代表单一居住期,而是构成了不同程度的上下文完整性的复杂考古学叠加层(O'Connor, 2003)。近期研究强调,城市动物考古学组合的解释必须考虑沉积历史、埋藏学过程、再沉积和时间平均化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显著影响分类代表性和骨骼组成(Rainsford and O'Connor, 2016)。
这些方法学考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动物经济的解读方式。以往仅依赖分类频率,而近期的研究则倡导采用结合考古环境、遗址形成过程、区域生产系统和城乡互动的语境化方法。比较研究已经证明,供应系统是动态变化的,并随时间序列、环境、聚落功能和区域经济组织而异。因此,城市消费与乡村生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在更广泛的考古学和环境框架内加以评估,而非仅从动物遗存组成直接推断(Grau-Sologestoa et al., 2016, Gaastra et al., 2024)。
在过去三十年中,动物考古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罗马和拜占庭城市中心动物利用的了解。区域性综合研究已证明,在畜牧业管理、肉类消费、屠宰方式和食物供应方面,军事、城市和乡村聚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环境条件、聚落功能和社会经济组织方面的差别(Groot, 2017, Vukovi?, 2020)。这些比较研究说明,将单个城市组合置于更广泛的区域和考古学背景中进行评估的重要性,而非将城市视为统一的经济实体。
古代士麦那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爱琴海中部海岸最战略性的位置之一。自公元前四世纪晚期从旧士麦那(Bayrakl?)迁至帕格斯山(Mount Pagos)山坡之后,该城市发展成为亚洲行省最主要的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广泛的航海联系以及富饶的腹地支持了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持续城市发展。考古调查记录了宏伟的公共建筑、规模广泛的住宅区以及长期商业活动的证据,展示了士麦那在东地中海交换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士麦那的考古研究大幅增进了对城市发展历程、建筑和物质文化的了解,但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综合研究仍然有限。因此,现有的动物遗存材料为调查小亚细亚西部主要城市中心的动物利用情况提供了重要机会,同时也为关于东地中海城市动物经济的更广泛讨论做出了贡献。
本研究分析的动物遗存组合来源于古代士麦那的多个发掘区,代表了2016年至2025年间考古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考古沉积物。由于该城市漫长的居住历史,这些组合在年代、沉积历史和考古学背景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它们不被视为单一的均质组合,而是被视为互补的动物考古学数据集,共同刻画了目前可用的证据。这一语境化视角明确承认了长寿城市考古遗址所固有的方法学挑战,并为解读动物利用的宏观模式提供了适当的框架,同时避免了缺乏支撑的分期复原(O'Connor, 2003; Rainsford and O'Connor, 2016)。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对古代士麦那目前可用的动物遗存组合提供首个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综合研究。通过分类鉴定、骨骼测量分析、死亡年龄估算以及埋藏学观察,本研究评估了城市环境中动物利用模式、畜体利用、食物资源使用和骨器加工活动的情况。本研究不试图对士麦那的经济进行详细的分期复原,而是为理解该城市的人与动物关系奠定语境化基线,并为基于更精细的考古学和年代学数据集的未来研究提供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