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基因组SNP的苍鹰属(Astur)超级种分类学验证:Astur gentilis与Astur atricapillus的物种地位确认

《Zoologica Scripta》:Goshawk Genomics: Genome Wid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Confirm Species Status of Astur gentilis and Astur atricapillu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30日 来源:Zoologica Script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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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ur [gentilis] 超级种包含五个物种,其分类学长期存在争议。近期基于线粒体数据、有限基因组数据和生物声学证据的研究提示,原全北界物种Astur gentilis存在新北界—古北界分化,由此推动了分类学修订,将古北界Astur gentilis与

  
Astur [gentilis] 超级种包含五个物种,其分类学长期存在争议。近期基于线粒体数据、有限基因组数据和生物声学证据的研究提示,原全北界物种Astur gentilis存在新北界—古北界分化,由此推动了分类学修订,将古北界Astur gentilis与新北界Astur atricapillus认定为独立物种。为补充上述研究,研究人员通过ddRAD测序技术,从覆盖该超级种分布范围的历史博物馆标本中获取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以提供核基因组数据证据。经严格质量过滤后,最终数据集包含53个个体,其中含一个外群(Accipiter nisus),在39,903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完成基因分型,涵盖Astur gentilis、A. atricapillus,以及分布于非洲的A. melanoleucus和马达加斯加的A. henstii。基于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和最大简约法(Maximum parsimony)的系统发育分析获得一致拓扑结构,与先前线粒体研究结果相符,新北界与古北界苍鹰分别形成互为单系且支持度良好的分支。非洲与马达加斯加类群(A. melanoleucus与A. henstii)呈现为古北界A. gentilis分支的姐妹群。多元聚类分析及成对基因组固定指数和分化指数均强调古北界与新北界苍鹰之间存在强烈的全基因组水平分化。除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分类学难题外,研究结果对保护评估、法律保护框架及未来研究具有直接启示意义,新北界与古北界谱系应被独立对待。博物馆馆藏对于难以获取且保护敏感的类群实现全面分类群采样至关重要,证明了历史标本在解析猛禽系统发育中的强大潜力。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鸟类系统学虽研究较为深入,但诸多类群的深层系统发育关系仍存争议,许多鸟类物种复合体亦缺乏充分解析。在猛禽类群中,由于分布范围广泛、表型变异显著以及生物地理历史复杂,物种边界的界定尤为困难。Astur [gentilis] 超级种(原Accipiter [gentilis],包含五个物种)的分类学问题长期存在争议。1957年之前,古北界苍鹰与新北界苍鹰多被视为两个独立物种,即美洲苍鹰(Astur atricapillus)与欧亚苍鹰(Accipiter gentilis),这一划分主要基于羽色模式。然而,苍鹰的羽色特征在不同年龄、性别、季节和地区间变异极大,且可能受局部适应和适应性趋同影响,作为唯一诊断性状并不可靠。1957年,美洲苍鹰与欧洲苍鹰被合并为一个全北界物种——北苍鹰(Accipiter gentilis),该物种连同黑雀鹰(A. melanoleucus)、迈耶氏苍鹰(A. meyerianus)和亨斯特氏苍鹰(A. henstii)共同构成Accipiter [gentilis] 超级种。
近年来,基于线粒体控制区、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及生物声学等多方面证据,全北界北苍鹰的物种地位再次受到质疑。Kunz等人(2019)基于覆盖整个超级种复合体的采样发现古北界与新北界类群之间存在显著分化,并提示物种级分歧的存在。Sangster(2022)通过鸣声差异分析提供了生物声学支持。美国鸟类学学会(AOS)于2023年正式承认新北界苍鹰(A. atricapillus)为独立物种。然而,此前缺乏基于核基因组数据的全面系统发育分析,核基因与线粒体基因谱系可能因不完全谱系分选、性别偏倚扩散、杂交甚至线粒体捕获等因素而不一致。因此,开展基于全基因组核数据的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分析,对于确认物种地位、厘清系统发育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博物馆历史标本开展ddRAD测序(双酶切限制性位点相关DNA测序,一种基于限制性酶切的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样本来源与Kunz等人(2019)的线粒体研究保持一致,涵盖1879年至2017年的馆藏标本,其中25%的样本超过100年历史。样本组织类型包括肌肉组织(n=35)、羽毛(n=8)、脚垫(n=47)和皮肤(n=6)。从原始156个样本中,96个样本获得足够的DNA用于ddRAD文库构建。研究选用MspI和EcoRI两种限制性内切酶,基于A. gentilis参考基因组进行计算机模拟消化。测序在Illumina HiSeq4000平台完成,采用150bp双端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使用STACKS v.2.59流程进行质量过滤、PCR重复去除和SNP calling,以A. gentilis参考基因组(GCF_929443795.1)进行比对,并以欧亚雀鹰(Accipiter nisus)作为外群。系统发育分析采用IQ-Tree的最大似然法(ML)和MEGA11的最大简约法(MP),辅以SplitsTree4的邻接网络分析、DAPC(主成分判别分析,一种多元统计分类方法)聚类分析以及G″ST和DJost成对遗传分化指数计算。

三、研究结果

3.1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
最终数据集包含53个个体(52个内群个体和1个外群),在39,903个SNP位点完成基因分型,平均每个个体缺失数据率为17%。最大似然法和最大简约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呈现一致拓扑结构,各节点支持度普遍较高。新北界A. atricapillus与古北界A. gentilis分别形成互为单系且支持良好的分支;非洲的A. melanoleucus和马达加斯加的A. henstii共同构成古北界A. gentilis的姐妹群。该拓扑结构与Kunz等人(2019)基于线粒体数据的系统发育结果高度一致。缠结图(tanglegram)比较显示,核基因与线粒体系统发育在物种水平上高度一致,Robinson-Foulds距离为6,对应62.5%的拓扑相似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亚种层面的聚类关系,可能归因于线粒体与核基因进化速率差异、不完全谱系分选或基因流。
3.2 多元聚类与遗传分化分析结果
DAPC分析将四个主要分类群完全区分为独立聚类,样本重分配率达100%,保留的主成分轴解释了77.4%的方差。成对遗传固定指数G″ST和遗传分化指数DJost在所有成对比较中均显著不为零。其中A. gentilis与A. atricapillus之间的G″ST值为0.807,DJost值为0.250,后者为所有成对比较中的最高值,表明两物种之间存在强烈的全基因组水平分化。
3.3 古北界亚种地理分化结果
研究人员进一步观察到A. gentilis古北界亚种沿东西轴存在遗传分化梯度。东部亚种(buteoides、schvedowi、albidus)与西部亚种(gentilis、marginatus、arrigonii)明显分化。仅一个采自奥地利维也纳的gentilis样本(样本15)聚类于东部类群,这是两个亚种组未能形成互为单系关系的唯一原因。日本亚种fujiyamae因测序读长质量未达阈值而被排除。

四、讨论与结论

4.1 基因组证据支持物种地位
本研究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分析结果与先前线粒体及生物声学证据一致,为承认新北界A. atricapillus与古北界A. gentilis为独立物种提供了整合分类学支持。树拓扑结构表明,若将A. atricapillus与A. gentilis视为同种,则该物种还需包含A. melanoleucus和A. henstii(可能还有A. meyerianus),这与现有分类框架不符。线粒体DNA、生物声学及全基因组核SNP等多条独立证据的一致性,为物种界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整合分类学依据。
4.2 A. meyerianus的系统发育位置仍待解决
由于DNA数量和质量不足,A. meyerianus样本未能纳入最终分析,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该物种的系统发育位置——特别是其与古北界A. gentilis的关系——仍需通过靶向富集或低覆盖度全基因组重测序加以验证。但A. gentilis与A. atricapillus为独立物种的结论不受A. meyerianus系统发育位置的影响。
4.3 博物馆标本在猛禽系统发育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博物馆馆藏为难以采样的猛禽类群提供了全面的分类群采样机会,往往是获取基因组材料的唯一来源。研究通过严格质量控制、独立实验室重复验证、系统发育分支的生物学合理性以及样本年龄和组织类型与系统发育位置无系统关联等多方面证据,确认历史标本DNA降解未影响研究结论。值得注意的是,ddRAD数据的片段边界由限制性酶切位点决定而非随机DNA断裂点,因此不适用于基于随机片段化DNA的损伤评估方法,但残余损伤替换预计仅零星发生,不太可能系统影响基因分型或系统发育推断。
4.4 分类学意义
研究结果对保护评估具有直接启示。IUCN红色名录目前(2026年1月15日评估)仍将全北界Accipiter gentilis列为“无危”(Least Concern),该评估基于其巨大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将古北界A. gentilis与新北界A. atricapillus拆分后,两物种的栖息地需求、猎物可得性和人为压力可能不同,红色名录状态应重新评估。此外,国际和国家法律及多边环境协定(如欧盟鸟类指令、美国濒危物种法案)需修订附录和物种名录,确保两物种的法律地位得到适当保障。研究结论强调,核基因组数据和分析为A. gentilis与A. atricapillus的物种地位提供了确证,未来需进一步研究A. gentilis种内关系及其与A. meyerianus的系统发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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