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在接受CDK4/6抑制剂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预后价值评估

《Current Oncology》:Lactate Dehydrogenase-to-Albumin Ratio and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as Prognostic Markers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CDK4/6 Inhibitor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30日 来源:Current Oncology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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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是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然而简便的治疗前预后标志物仍然缺乏。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PS)均包含血清白蛋白,且各自被报道具有预后价值,但尚未在同一队列中进

  
背景: 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是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然而简便的治疗前预后标志物仍然缺乏。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PS)均包含血清白蛋白,且各自被报道具有预后价值,但尚未在同一队列中进行比较,且LAR在CDK4/6抑制剂治疗期间尚未被研究。本研究在此背景下评估了这两个指标。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连续接受帕博西尼或瑞博西尼联合内分泌治疗的139例患者(2020–2025年)。LAR在对数尺度上作为连续变量建模,风险比按每倍增计算;外部截断值(46.27)仅用于Kaplan–Meier图示说明。GPS按其原始形式计算。由于两者均包含白蛋白,因此各自进入一个具有相同协变量的多变量Cox模型。终点为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结果: 在中位随访50.0个月期间,发生了72例死亡和110例进展事件。LAR与OS独立相关(校正后HR每倍增为2.87,95% CI 1.78–4.62,p < 0.001)并与PFS独立相关(校正后HR每倍增为2.21,95% CI 1.45–3.35,p < 0.001)。GPS与OS独立相关(校正后HR为1.72,95% CI 1.05–2.82,p = 0.032),但与PFS无显著相关性(校正后HR为1.32,95% CI 0.88–1.98,p = 0.187)。基于LAR的模型具有更低的赤池信息准则值(ΔAIC分别为12.3和10.9),但两个指标之间的区分度无显著差异(ΔC ≈ 0.04,p > 0.20)。结论: 基线LAR作为一种廉价的常规指标,与两个终点均相关,而GPS仅与总生存期相关。两个指标的区分能力均较有限(C指数 ≤ 0.61),且两者间无显著差异。需要进行外部验证。
一、研究背景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亚型占比最大。对于此类转移性乳腺癌患者,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已成为标准的一线方案。尽管该疗法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但不同患者的获益程度差异巨大,部分患者在数月内即出现疾病进展,而另一些患者则可维持多年疗效。目前,临床上尚缺乏一种廉价且常规可得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在治疗开始前识别出预后不良的高危患者。两种基于血液的宿主相关指标——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PS)——均整合了血清白蛋白,分别从肿瘤糖酵解活性与宿主全身炎症营养状态的角度反映预后。LAR已在多种实体瘤中被证实与生存结局相关,但在接受CDK4/6抑制剂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且LAR与GPS从未在同一队列中进行过直接比较。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同时评估这两个指标在该特定人群中的预后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201例符合入排标准的患者进行筛选,最终纳入139例于2020年至2025年间开始接受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的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数据来源于土耳其马尼萨杰拉尔巴亚尔大学医院。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生存分析,LAR作为连续变量经自然对数转换后建模,风险比按每倍增计算;(2)GPS按原始三分法计算,但因评分2的患者仅6例,主要分析将其作为二分类变量处理;(3)两组模型分别调整相同的临床预设协变量(淋巴结转移、内脏转移、Ki-67指数≥50%、CDK4/6抑制剂治疗线数),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校正内分泌耐药、转移部位数量及内分泌伴侣药物;(4)利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并使用Harrell's C指数和赤池信息准则(AIC)比较两指标的区分度和模型拟合优度。
三、研究结果
3.1 患者基线特征
共139例患者纳入分析,平均年龄53.73岁,女性占97.1%,绝经后占71.2%。骨是最常见转移部位(76.3%),内脏转移占57.6%。帕博西尼与瑞博西尼使用比例相近(51.1% vs. 48.9%),69.1%的患者为一线治疗。65.5%的患者为内分泌耐药。平均LAR为58.92,59.0%的患者高于预设截断值46.27。GPS评分为0、1、2的患者分别占68.3%、27.3%和4.3%。
3.2 Kaplan–Meier生存分析
高LAR组(>46.27)的中位总生存期为32.0个月,低LAR组未达到(p=0.00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16.0个月 vs. 28.0个月(p=0.022)。GPS≥1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30.0个月,低于GPS 0组的48.0个月(p=0.027),但两组无进展生存期无显著差异(14.0个月 vs. 19.0个月,p=0.161)。
3.3 单因素Cox回归
LAR每倍增与总生存期风险增加约3倍相关(HR 3.048,p<0.001),与无进展生存期风险增加约2倍相关(HR 2.140,p<0.001)。GPS≥1与总生存期缩短相关(HR 1.710,p=0.030),但与无进展生存期无显著关联(p=0.169)。
3.4 多因素Cox回归
在校正协变量后,LAR仍与总生存期(校正后HR每倍增2.869,p<0.001)和无进展生存期(校正后HR每倍增2.205,p<0.001)独立相关。GPS仅与总生存期独立相关(校正后HR 1.719,p=0.032),与无进展生存期无关(p=0.187)。在额外校正内分泌耐药、转移部位数量和内分泌伴侣的扩展模型中,LAR的关联性基本不变,而GPS与总生存期的关联减弱至不再显著(p=0.235),这主要归因于转移负荷的校正。
3.5 区分度与整体比较
LAR模型的AIC值低于GPS模型(总生存期:612.3 vs. 624.6;无进展生存期:906.4 vs. 917.3),但两指标的C指数差异较小且均未达统计学意义(总生存期:0.609 vs. 0.572,p>0.20;无进展生存期:0.579 vs. 0.540,p>0.20)。当将两指标转化为相同形式的分类变量后,AIC差异缩小,区分度几乎一致。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表明基线LAR与接受CDK4/6抑制剂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均独立相关,而GPS仅与总生存期相关且其关联受转移负荷影响。这一差异可能源于两指标涵盖的不同生物学维度:C反应蛋白反映宿主全身炎症反应,与恶病质和耐受性更相关,进而影响死亡率;而乳酸脱氢酶更直接反映肿瘤负荷和糖酵解活性,与疾病进展速度联系更紧密。此外,GPS在本相对健康的门诊人群中分布严重偏倚(68.3%为0分),限制了其区分能力。尽管如此,两指标的区分度均较为有限(C指数≤0.61),不能可靠地用于个体患者预后判断,LAR更适合作为整体风险评估的一个廉价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决策工具。研究结论部分强调:在接受CDK4/6抑制剂的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基线LAR作为一项源自常规血检的廉价指标,与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均独立相关,且该关联在额外校正内分泌耐药、转移负荷和内分泌伴侣后仍保持不变;GPS仅与总生存期相关,且该关联在校正转移负荷后被削弱。两指标的区分准确性均较低,且未能证明孰优孰劣。LAR应被视为候选预后标志物而非临床决策工具,其价值需在独立的多中心队列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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